“我们的星球正不断发出求救信号。”联合国**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的《全球气候状况》，2024年人类引发的气候变化迹象明显，达到了新高度，有些后果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内不可逆转。该报告显示，2024年可能是**个比前工业时代高出1.5℃的日历年，全球平均近地表温度比1850年至1900年的平均值高出1.55±0.13℃，是175年来观测记录中最暖的一年。
“虽然单一年份升温超过1.5℃并不意味着无法实现《巴黎协定》的长期温度目标，但这是一个警钟：我们正对我们的生活、经济和地球施加更大的风险。”WMO**席列斯特∙绍罗说。
这恰是世界地球日56周年面临的悖论：当极端气候灾害倒逼加速转型，曾被寄予厚望的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投资却遭遇逆流。美联储宣布退出“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简称“NGFS”）。此前，包括高盛集团、富国银行、花旗集团、美国银行、摩根士丹利等在内的多家华尔街银行巨头已相继宣布退出联合国支持的净零银行业联盟（Net-Zero Banking Alliance，简称“NZBA”）。全球“绿色共识”正在承受挑战。
极端天气事件频发：转型窗口期被压缩
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愈发**，成为地球环境恶化最直观的表现。从席卷美国中西部的****，到南亚地区破纪录的暴雨洪涝，再到澳大利亚持续数月的山火，这些极端天气不仅给当地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更对全球生态系统带来深远影响。
不少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是导**端天气事件增加的主要原因。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大量燃烧化石燃料，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温持续上升。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过去100年里，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约1.1℃。这看似微小的升温幅度，却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大气环流异常等，进而导**端天气事件的**和强度大幅增加。
极端天气事件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挑战。农业生产首当其冲，洪涝和干旱导致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威胁全球粮食安全。基础设施也遭受重创，洪水冲毁桥梁、道路，狂风掀翻房屋、电线杆，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然而，即便不身处这些地区、这些行业，人们也无法独善其身，不少行业已经感到压力迫近。清洁技术的发展对可被替代的技术和产业造成影响，例如，太阳能、风能和电动汽车生产成本的下降会削弱煤电和传统燃油汽车的市场竞争力。
金融业也受到直接影响。随着气候变化引发的极具**力的极端事件“绿天鹅”来袭，金融业对风险的评估不得不加入新考量。一方面，“绿天鹅”带来的物理风险将对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受灾地区企业的固定资产通常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进而导致现有资产核销或提前报废；公共基础设施、居民住宅等也会遭受损失，财产出现减值。另一方面，转型风险也增加了金融不稳定因素。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是，**碳关税政策的实施将对参与**贸易企业的竞争力产生巨大影响。
一位金融管理部门人士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谈到，金融机构应积极关注传统监管指标之外的“绿指标”。“如果只用传统指标来衡量，一些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看起来‘很健康’。”他表示，从绿色、ESG的视角看，有的金融机构棕色资产（指特定会计主体在高污染、高碳高能耗和高水耗等非资源节约型、非环境友好型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能以货币计量，预期能带来确定效益的资源）占比可能较高。在绿色发展、低碳转型的大趋势下，这样的资产结构可能对应着较高风险，需要计提更高的损失准备。
绿色金融发展：存在资金缺口与错配
当然，金融业已经积极行动起来。就我国而言，随着“双碳”目标在2020年提出，绿色金融在“快车道”上已飞驰近5年。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末，本外币绿色**余额已达36.6万亿元，同比增长21.7%；根据兴业研究发布的《可持续债券季报（2025年一季度）》，我国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在今年一季度再创新高，这无疑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放眼全球，绿色金融的发展则更为复杂。多重错配造成的发展矛盾让所谓的“绿色共识”难以落地。有专家分析称，当前**绿色金融市场上至少面临三重矛盾：其一，地域错配。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但发展**家占比较低；其二，期限错配。可再生能源项目平均回报周期达8至10年，但资管机构面临季度业绩压力；其三，风险错配。发展**家气候项目往往面临主权评级制约。
实际上，近年来的一些**气候大会的表现也是佐证。202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被各方称为“气候融资大会”。
与往届一样，应对气候变化资金如何落实，仍然是各方最为关切的议题。
早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COP15气候大会上，发达**承诺到2020年前每年为发展**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然而直到2022年发达**才履行这一承诺，提供了大约116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在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各方决议要在发达**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基础上设置一个新的集体量化目标（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NCQG）。根据巴黎气候大会的要求，理论上NCQG要在2025年正式生效。但是关于NCQG的资金数额、资金来源、资金使用范围等诸多细节仍然在讨论中。传统融资手段或已难以满足现阶段的资金需求，因此期待能有更多创新的气候融资方式和更多样的参与者加入，以解决气候融资难题。与之类似，尽管损失与损害基金在2023年迪拜COP28上达成共识，但是关于基金的运作、资金分配等仍需进一步讨论确定。
变数重重：全球绿色金融合作格局重构
特朗普政府也给下一步全球绿色投融资带来更大变数。1月20日，特朗普再次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并撤销拜登签发的加入《巴黎协定》的行政令。除此之外，特朗普还明确取消了一些拜登政府应对气候危机的总统行政令，并关闭相应的政府办公室，例如，关闭气候变化办公室，终止绿色新政并立即停止对绿色新政的资金划拨，这预示着未来可能会采取更大力度的“去监管”政策，政策的不确定性激增，这也会带来变数。
“美国的‘退群’使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面临更严峻挑战，未来美国可能会停止或减少对绿色气候基金等**气候资金机制的投入，这会进一步影响发达**兑现向发展**家气候出资承诺的积极性，为其他发展**家气候变化治理带来更多减排压力，减缓全球气候目标实现的进度。”**财经大学绿色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史建平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外，美国在新能源技术、碳捕集和封存等领域的技术积累丰富，而此次“退群”将可能影响其开展**绿色技术合作的积极性，阻碍全球绿色技术的交流与共享，使全球绿色技术在推广和应用中遇到更大阻碍。
“原本以多边机制为主导的全球绿色金融合作可能放缓，未来的合作方向将更多依赖区域合作、地方政府合作以及民间合作三个层面。这种调整不仅影响全球绿色金融的推进节奏，也将促使各国重新思考绿色金融的运作模式。”绿色金融60人论坛（GF60）**经济学家张俊杰对《金融时报》记者如是分析。
